“国家形态终将消失”曾是马克思最受争议的预言之一，然而在今天看来，这极有可能成为现实。这是因为，全球化强势地将国家理论整合到一起，这一过程令几乎所有的现代国家在形式上保持了相对的一致性，全球化对世界所做的终极改造即消除国家共同体。但是，将这种终极改造变为现实的，应是大量实质性和建设性的国家行动。目前学界对国家行动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何以可能”和“何以有效”两个维度，即研究如何才能使国家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成功地向外输出行动，或者研究那些维系并帮助国家实现社会控制、引导社会走向繁荣的行动模式。在法治理念的统摄下，国家行动极大地依赖公共部门立法，并且会尽一切可能去维护这一封闭的规则系统，即便以牺牲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然而，一种正义的国家行动不能只强调有效性，还要关注在宏大行动中的公民个体处境。即便最坚定的社群主义者也相信，应该对所有个体给予同等关怀和尊重，就算一种国家行动不能令社会中某个阶级或群体的福利得到改善，也至少要保证不会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伤及小部分人的利益，否则与功利主义何异？因此，我们需要在有效治理的意义上，追求一种带有伦理属性的、相对温和的国家行动，使公权力以柔软的方式作用于社会，即探索一种使国家行动既有效又温和的可能方式。

有效行动的意义

自20世纪中叶至今，在国家形态不断变换的大背景下，对国家治理的讨论也变得空前炽盛，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等形形色色的国家理论交互激荡，最终人类在冷战中催生了一个极化的世界。同时，国家却在这一过程中被“行为主义”和“多元主义”思潮冲击到了政治学研究的边缘地带，斯普路特（Spruyt）称这一时期“国家研究在政治科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