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高，由此引来的关注也越来越多。但是在一定范围内，中国的国家形象并没有得到准确反映，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扭曲还广泛存在。在中国对外关系中，中日关系敏感而特殊，舆论环境对两国关系的影响超过其他任何双边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对日传播和公共外交改善中国国家形象非常重要。本书深入分析了中国对日传播和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是对相关理论研究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传播实际工作以及对外传播理论研究工作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对外传播机构设置日渐成熟合理，对外传播相关研究的论文和论著不断问世。同时，对外传播与公共外交等相关课题结合进行考察，也成为一种趋势。

中国关于对外传播的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但近几年该领域的研究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对外传播是一种特殊的国际传播，是一种外向型的国际传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蓬勃发展，硕果累累。作为其中一个分支——对外传播理论的研究，也有了良好的开端，为继续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外向型经济的节节推进，以及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等各方面...

本文聚焦于东亚地区三个SDGs执行进展最好的国家，深入考察中国、日本、韩国推动落实SDGs的实践行动，从政策过程视角分析这三个国家落实SDGs的战略路径和执行策略。

中国全国人大和日本国会同为立法机构，在各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两国议会之间很早就开始友好往来，1972年9月中日两国建交前夕，许多日本国会众参两院议员来中国访问，为田中角荣首相访华和中日复交铺平了道路。在其后、特别是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全国人大同日本国会之间的交流频繁进行，为整个国家关系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注入了新的...

新形势下，传统的对外宣传方式的弊端已经逐渐显现。近年来，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影响，各国尤其是中国和日本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国与国之间的人员交流、经济贸易等带来的信息交换步伐空前加快，信息交流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这些新现象、新形式，都要求我们要用新的观念来指导对外传播工作。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30年来，中日之间已基本建立起防务部门之间的安全磋商机制，主要的安全磋商机制有中日外交和防务部门共同参加的安全对话会议、中日防务部门之间的防务安全磋商，其他尽管不是防务部门直接参与的磋商机制，但涉及安全问题的磋商机制还有中日战略对话（另文）和东海问题磋商等。

中国对日传播活动源远流长，从隋唐时代两国就展开了非常频繁和密切的文化交流活动，这对日本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