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以来土地制度发生了多次剧烈变迁，但地权流转始终遵循着两种未变机制：土地的多元主体占有和地权的不完全转移。史学研究强调中国的权利观与西方个体化的权利观不同，中国产权的基本单位是“家”，土地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祖产。以埃里克森为代表的产权经济学研究者强调中国复杂的地权结构使近代中国落后，也使当下的经济发展受阻，只有个体性产权明晰的“简...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实行了将农村土地权属分离为集体所有权和农户承包经营权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对计划经济时期“集体所有、集体经营”“两权合一”土地制度的重大创新。该制度一度释放出巨大潜能，创造出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解决了我国几亿农民吃饭问题的减贫奇迹。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农村劳动力不断转移，承包农户无力耕种土地的问题十分突出，农民流转土地的现象日益...

《寻乌调查》中所称“祖宗地主”“神道地主”实质是“祖宗公产”“神道公产”。将所谓“公共地主”排除之后，再考虑赣南、闽西及浙南山区广泛存在的土地所有权的多重结构，可以肯定地主阶级占有的土地远远不足30%。通过对《寻乌调查》所反映的乡村地权结构与浙江南部松阳县石仓村的地权结构相比较，可以得出，中国近代乡村的演变，是产业分化与人口分化这两种因素交替作用的结果。以地...

农地制度包括农地产权制度、农地使用制度和农地财产制度。产权制度是核心，后两者建立在产权制度基础上。受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和国家意图的影响，我国不同阶段农地制度改革目标和内在逻辑并不相同。在（私有）产权理论和市场化改革方向的指导下，我国农地制度改革从生产逻辑转向权利逻辑。本部分将梳理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改革后农地制度改革的逻辑、演变过程及其对农地利用的影响。

在当前有关土地制度变革的讨论中，土地权利的改革是最主要也是最热门的议题，而所有志在改造农村地权的意见都暗含着中国地权设置出了很大问题的预设。在“生产主义”逻辑下，土地的权属设置不清，缺乏清晰的产权边界与明确的产权主体，因而导致要素配置效率低下，集体的所有权设计导致了“公地悲剧”。近年来土地撂荒、征地冲突以及征地中的贪腐问题成了这些论断的佐证。相应的，土地权利...

清代至民国鱼鳞册南北各地均有遗存，研究者对其开展地权研究，并和民国时期的地权状况作比较，推论出地域经济社会的长期特征，如“太湖模式”“关中模式”等。新的研究表明，“太湖模式”运用鱼鳞册开展研究时，在一些关键概念的理解和数据统计等方面值得商榷。“太湖模式”所用苏州鱼鳞册业佃分写的形式难以断定是田底田面权的分离。从土地占有状况来看，清代前期苏州存在大地主应是事实...

在近代中国乡村地权的研究中，围绕着清代刑科题本、台湾淡水新竹诉讼档案、徽州契约文书、“满铁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等基本资料，很多社会史、经济史、法律史学家进行了相当优秀的研究，但在理论和方法上亦出现了若干问题，如在利用司法档案时对档案来源所受的限制、档案的叙述技巧及其背后的权力支配等因素，以及研究者主观视野的局限性等问题的忽视；在利用和解读契约文书时的“经济决定...

村级组织的土地控制是指村级组织通过对农民土地权利的限制、调整、置换以及消灭，从而实现对该土地支配和使用的过程。由于无法得到正式法的明确承认甚至与土地财产法的主旨和规定相背离，该制度实践之所以能够在农村地区广泛存在事实上源于其自身所具有的治理功能。在某种程度上，村级组织对土地的控制不仅是村庄社会自身整合的需要，也能极大地降低国家基层治理的成本——这导致地方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