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安全复合体的形成，不仅仅由于其存在客观的环境安全威胁，也是由于体系层次的“全球环境认识共同体”和地区层次的国家，根据需要将本来属于公共问题性质的环境问题通过“安全化”建构为安全问题。这种安全化的过程，对次区域其他国家安全认知和实践产生了影响，次区域国家彼此间的环境“安全化”和“去安全化”过程已经不能分割开来解决。因而，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已经形成了环境安全相互依赖格局，从而形成了地区环境安全复合体。从环境安全复合体的极性来看，它形成了以中国为权力中心，并成为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安全复合体的一极，但由于其环境话语权上的缺失，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安全复合体，并不是一个典型的中心化地区安全复合体，该复合体还存在东盟、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外来变量干预的权力关系。实际上，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安全复合体是一个多边权力关系交织的结构。在社会性建构上，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安全复合体基本形成了安全机制模式。相对良好的生存环境条件、相对温和的国家间关系、历史上建立的安全机制，使得大湄公河次区域在环境安全上得以避免冲突形态，并在安全机制的基础上呈现出向更深层次合作发展的趋向。

魏志江:博士，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山大学韩国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非传统安全与国际安全理论以及东亚国际关系研究。

詹雪琳:广州市零点调查公司环境问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