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登海默曾指出：“如果一个纠纷根本得不到解决，那么社会机体上就有可能产生溃烂的伤口。如果此纠纷是以不适当和不公平的方式解决的，那么社会机体上就会留下一个创伤，而且这种创伤的增多，又可能严重危及人们对令人满意的社会秩序的维护。”本书的研究对象正是这些无法被例行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所消化和解决，最终“溢出”纠纷解决机制之外演变成刑事案件的纠纷。本书运用法律人类学的研...

一直以来，政府主导的救助式减贫体制是中国城市减贫的主要模式。这一体制由政府全面主导，采取官办的形式，其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拨款或补贴，强调对城市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保障。虽然“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是城市减贫的重要策略，但“社会参与”往往止步于一项项零散的个体行动，而未能看到其真正的力量源于公民制度化参与和社会组织协同化治理所带来的政策创新。本书运用社会资本理...

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劳动力大规模从中西部地区向沿海发达城市流动，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兴力量。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结果，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894万人，农民工已成为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不过，受制于户籍等约束，农民工很难在城市安家定居，也难以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养老、教育、医疗等基本保障，形成了独特的往返于城乡之间...

工业污染纠纷研究是环境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领域。本书以东部地区的三个案例为基础，运用社会机制理论分析了污染企业、周边居民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和行动策略，阐述了场域中社会主体的权利、利益和符号资源等结构要素主导乡村工业污染纠纷的生发逻辑，得出“赋予基层群众环境权利是实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转型的关键”之结论。

农村、农业、农民自古以来就与国家社稷安危密切相关。现阶段正是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纵观世界各国的城市化发展，无不伴随着城市的扩张和对农村土地的占用。这都直接与农民的现实权益尤其是土地权益息息相关。土地征收和土地流转是我国当前推进城市化发展的主要路径。近年来，国家对农村和农民问题高度重视，连续12个“中央一号文件”都重点强调农村土地问题；一系列政策性文件对...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二元经济结构是其国民经济的基本特征。寻找二元转换的内在动力就必须探寻二元反差的矛盾特征。结合我国的经济现实，本书归纳出二元反差三个维度的表现形式：一是农业劳动力与非农劳动力，它通常表现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二是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非农部门，具体表现为两大部门的生产力差距；三是城市与农村，具体表现为城市与农村之间在社会生活、经济发展、公共服务...

该书围绕政府和市场在生态补偿中的作用，探讨了三个政策主题，展示了五个案例研究成果。三个政策主题是：农业政策对生态补偿和土地利用的影响，全球化和国际环境公约对生态补偿的影响，以及流域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在我国，社会力量通常是与政府的行政力量相对而言的，指能够参与、作用于社会发展的基本单元，对各类社会事务产生影响力的群体、组织或个人。改革开放后，随着单位体制的式微，社区、社团组织、慈善组织、志愿者等社会力量逐步发展起来，我国党和政府的“刚性”政治动员随之“柔性”化为社会动员，各类社会力量通过多种形式的动员和组织机制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日益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