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对江汉平原一个村庄的深度调查及其区域状况的理解，从村庄内部视角勾勒出该区域内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基础。在不信鬼神、老人无用生命观的基础上，当地对老人“没用了就该死” 的普遍认可，为老人自戕生命提供了社会氛围和心理基础。因此，人们对老人自杀并不存在偏见，当地已然形成一种老年人自杀正常化的村庄秩序。

既有的一些研究数据皆表明，中国的自杀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中国农民的自杀率则更高。笔者在农村调查时，经常会碰到一些触目惊心的自杀情况，这些直观经验也表明，农民自杀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农村社会问题。

社会制度改变使传统家庭养老模式所天然需要的父辈权威与宗族权威被摧毁，在随之侵入农村的市场逻辑下老年人又是天然的弱者，自杀成为他们遭遇生存困境时的无奈选项。村庄自身主体性的缺失使其容易为国家权力和市场侵入等外在因素所改造。代际失衡、国家缺位、市场侵入与村庄主体性缺失共同形塑了老年人的自杀秩序。

当下以及今后中国农村的自杀问题并不是整体性和一致性的，而是有同有异。同的方向当然是各区域农民自杀的特征分布均越来越像中部农村。异的方面则表明，南方农村极其严重的青年妇女自杀问题已经退潮，未来工作方向将是如何提前预防南方农村老年人的自杀问题。

过日子作为一种生存伦理，在更大程度上抑制了农民的自杀行为。对于一个以家庭为重的人来说，个人的利益得失和情感伤害都是次要的，家庭责任感让他不敢怠慢生命。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过日子”的价值功能：它把每个人牢牢系于家庭之上，在家庭生活中安身立命，从而完成了对家庭生活的有效整合———而这也是社会整合的重要基础。

权利二重性是理解30年来中国农民自杀率变迁逻辑及其区域差异现象的重要理论视角。近年来，关于中国农民自杀现象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逐步从公共卫生学领域延展到社会学领域，并有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的趋势。社会学领域的农民自杀现象研究承接了迪尔凯姆开创的实证主义传统，将自杀看作一个社会事实，从支配个体行为的社会结构出发展开分析。

本文采用区域比较的研究方法，对赣鄂两个村庄30年来的自杀案例进行延伸个案分析，发现自杀在两地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和表现形式。受现代化等因素的影响，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不断冲击原来的伦理本位的价值观。它们在冲突中逐渐融合。两种价值观的相互作用使得自杀表现出新的特征，绝望型自杀和利他型自杀成为主要的自杀类型。

本文先介绍了我国自杀的状况，以数据的形式展现我国不同时期的自杀情况。并进行了对比，分析了我国自杀的特征。接着介绍了我国自杀的原因，在最后作者给出了控制自杀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