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总结了“礼治市场”的模型假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线路和特点，并对未来中国农村城市化的进程进行一定的评估。

鸦片战争以来的经济史，可以理解为农村城市化的历史。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由礼治价值观推动形成的大一统国家与小农经济社会，不存在以工业化和市场化为表现特征的现代城市。鸦片战争强行在中国输入了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现代城市基因，从此，实现工业化，建立以“开放”“交易主体平等”为特征的市场经济成为中国农村城市化的主要内容。但在传统礼治价值观的约束下，出现了“礼治市场”的...

改革开放是一场从“一大二公”的命令式计划经济体制下，开始的一场重启以市场化为核心内容的城市化变革。这场变革从人民公社解体、个体户与单位经商开始，到乡镇企业、特区和各种开发区等增量城市崛起，再到存量城市的市场经济改革。在增量城市的推动下，市场经济逐步突破纯而又纯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具有等级差异的礼治型市场经济形态。

本章阐述20世纪中国经历的变革，从反封建、反礼教开始，希望建立一套有利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体制，但这场变革的主要力量来自农村，使变革的路径遵循传统的礼治价值观，将破除现代城市与市场经济高贵礼法地位视为变革的目的，从而引发了一场去城市化的运动，这场运动的结果就是建立了一套既有工业化严谨性，又有礼治等级森严的计划经济体制。

农民进城与资本下乡是中国实现农村城市化的互补过程，前者是农民市民化，后者是市民下乡。但在礼治型市场经济的约束下，农民进城的方向是从礼治等级较低的农村和城市，向礼治等级较高的城市迁移，由于农村的礼治等级最低，很难实现资本下乡，从而无法完成农村就地城市化的过程。同时，礼治市场经济也导致区域城市化进程的时空差距。由于礼治市场经济存在的市场等级差异，最终使中国难以走...

鸦片战争以强力破坏了中国传统的礼法关系，背靠租界、以市场经济和契约关系为基础的现代型“增量城市”获得了高于中国传统城市的礼法地位，由此推动乡村中国以及传统城市的经济转型，这些新型城市以广州、上海、天津、武汉为代表，民国的建立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这四座城市经济变迁与社会变革的结果。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系统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服务“六稳”“六保”大局，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加试题”，全力答好市场监管“必答题”，为“十三五”顺利收官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如果说人们交往或交换的核心体现的是社会整合，那么市场并非一个纯粹的经济系统，不可避免地要与特定的社会产生制度性关联。作为制度，市场是不规则的空间分布，从而表明市场远非一个同质整体。对市场的理解，一方面是具体的商贸活动，以及区域社会内不同目的和服务种类的市场；另一方面是对活跃在市场中的人和关系的把握。市场不仅是经济活动场所，也提供了社会交往空间，对移民的意义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