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加坡劳资关系一直保持平和状态，这主要得益于新加坡统合主义背景下的劳资政三方合作。本文介绍了新加坡以政府为主导、工会为主体的劳资协调机制。其中，政府通过人事参与以及政策支持领导和控制工会，工会则通过参与三方协商，推动集体谈判以及兴办合作社等方式增进劳工福利，支持和拥护政府政策。同时，新加坡劳资争议处理的法律体系、协调机构和调解程序的完备...

本文结合我们2020～2021年在贵州T县开展的田野调查，试图通过引领型融合治理视角，阐释县域统合治理作为引领型融合治理的基层逻辑是如何形成的，又呈现何种实践形态的问题，以揭示引领型融合治理作用于县域贫困治理效能显著提升的“黑箱”，深化对引领型融合治理如何提升我国贫困治理效能的理解。

本章选取新疆阿克苏地区SY村作为调查点，主要关注南疆地区深度贫困村村级组织在贫困治理中的新模式及其意义。本章深入分析了“村级统合治理”的贫困治理模式在实现脱贫攻坚中的作用，探索了在维持社会稳定和推进脱贫攻坚相结合的深度贫困区如何强调地方政府的主导性，通过强化系统的掌舵和动员能力，调动多方主体及其资源，更有效地采取联合行动，以实现村庄治理和脱贫攻坚。

政治德性与政治理性，是政治价值的两种基本形式。政治价值既为政治权力的运行设置价值目标和原则要求，也因此使得政治权力的存续具有一定正当性，从而成为政治得以稳固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历史地看，儒家的道德政治彰显出政治德性；源于近代西方的权利政治表现出政治理性；而侧重于功利的法家政治虽具缜密政治逻辑，但在价值上存在明显缺失。在现代化道路上，中国需要在继续动态地通过顺...

通过比较中国信访制度和西方请愿制度的功能和定位，本文区分了政治的“目的论”（即理想）和“道义论”（即权利）理解，并指出当前信访治理困境的根源在于两种政治互嵌所产生的阶段性矛盾。道义论政治在改善国家规范合法性的同时，也通过一系列制度改革削弱了基层治权并增强了民众的权利意识；而对目的论政治的强调在提升政绩合法性的同时，又通过一系列政策指令导致了地方官员的怠政、钉...

本文主要阐述了三个基本问题。第一，在中国现代化的宏观变迁过程中，双村村治变迁的三个基本逻辑：现代性、国家和村庄地方性知识三者之间，呈现了一种什么样的、可以被理论化的互动结构，这种互动结构又是如何具体地形塑村治变迁形貌的。第二，关于双村的微观叙事对于理解整体性的20世纪中国乡村政治变迁有没有意义? 第三，以微观的村庄叙事作为学术研究历程中的一次努力和尝试，对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