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同周边国家之间没有当代国际法意义上国与国之间的边界线，而是以疆域变化为主要特征，形成了独特的东方国家的疆界秩序观。在海洋上，中国古人早已有了海界观，但由于种种因素，未能形成明确的海界。直至近代，中国人被迫接受了西方国家划界的模式，同时也保留了传统的疆域观，最终形成了南海断续线。

延吉地处东北，本属清朝的“根本重地”。清季的中国内陆边疆危机四伏，延吉演变成多国角逐之地。帝制中国有着多重内涵的历史疆域面临主权国家的领土挑战，吴禄贞恰当其时地登上延吉的国际历史舞台，从事艰苦的边疆建设，他主持编纂的《延吉边务报告书》即是这一历史进程的产物。《延吉边务报告书》具有官方文书、国际法中的历史证据和核心史料等多重价值，可以证成延吉从中国历史疆域到主...

准噶尔汗国在亚洲内陆的统治和扩张对清朝西北疆域的开拓和治理具有深远影响，为其留下厚重的历史遗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准噶尔汗国疆土为清朝所继承，极大地拓展了清朝的西北疆域；亚洲内陆臣属于准噶尔汗国众多部族和政权转而成为清朝藩属，形成清朝西北宗藩体系；准噶尔汗国统治天山南路回部的众多政策措施为清朝稍作变革而沿袭，成为清朝治理新疆的参照和依据。

在国家形态上，现代中国并不是典型的民族国家，立国的根基也并非彻底的社会契约论式的现代政治哲学原理，而是混合了文明传统与20世纪国家政治实践的结果，特别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影响。对于现代中国来说，民族问题实际上仍可被视为中华文明传统与现代性文化碰撞之后的一种后果，亦在今日语境下包含着对现代性危机的应对。因此，如果仅仅从民族、族群和民族主义理论视野出发，并不能完整解...

传统中国文化的典型特征是以伦理为本位，故而无法孕育独立个人与相应权利观念。然而，现代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权利观念同样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困难重重。考察传统中国文化可以发现，在分配正义问题上传统农耕中国社会存在诸多行之有效的制度和实践，巧妙地发挥着现代个人权利观念的同样功能。更重要的是，在规范层面，传统中国文化为反思和重构现代自由主义权利观念提供了概念和规...

本报告探究了如今在很多乡村悄然回归的传统教化，如何进入乡村治理体系以及以怎样的治理逻辑实现对乡村治理效能的补充的问题；探讨了教化传统及其文化权力网络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为满足当下乡村治理需要的新手段而重新焕发生机的问题。

土地征收是国家基于公共利益需要，利用公权力强制取得或消灭土地权利的行为，是财产权存续保障的重大例外。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与不可替代性加之发展公共事业的需要，使得土地征收补偿制度成为社会发展和进步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制度。本章对我国的传统土地征收补偿制度进行介绍。

本章旨在探索德昂族传统生态文明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