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社会体制的发展如火如荼，相较之下，基本权利却面临保护屏障越发脆弱的现实困境。更为棘手的是，政治国家的宪法“失灵”，以至无暇顾及基本权利保障越来越大的缺口。在社会系统论的视域下，社会变迁中的基本权利场域已经从政治宪法走向社会宪法，从民族国家走向全球化空间。基本权利效力的拘束对象亦不再局限于国家公权力。一方面，社会权力兴起，另一方面，其与国...

当代中国公民的市民身份、政治身份和社会身份的建构关乎自由迁徙权利、法律创制权、公决权与复决权、知情权、参与权、听证权、社会权利的制度化问题，需要通过宪法和法律的修改与完善，建立能够保障公民身份的法律和落实政治权利的公共生活方式，力图通过公共领域的自治实现私人领域和经济领域中的自由和权利。

德国式与美国式权利处理模式均同自身宪法解释的理论、方式、指向密不可分。在处理我国相关问题时，绝不可能完全照搬任何一国的处理模式，因为中国式权利作业体制有着独特的宪法背景、政治环境以及传统力量的影响，盲目照搬的时代早已远去，对比分析德国式与美国式基本权利水平效力解决路径，提炼成熟的处理规则，减少不必要的争论，才是可能的研究方向。

“人的缺席”是被基本权利的社会功能所隐藏了的一项悖论。与维护个体利益并防范国家公权力侵犯的传统功能相比，基本权利的社会功能在于通过对特定系统的沟通媒介的一般化予以制度化，继而实现维系社会分化的终极目标。这意味着，基本权利的社会功能并未直接指向作为权利主体的人，而是在追求一种社会性价值。因此，“人的缺席”成为基本权利作为一项社会制度的直接结果，权利主体与权利功...

气候正义要求我们在全球气候治理过程中在善和正当之间保持一个合理的张力。因此，关键的问题在于区分基本权利和非基本权利，进而在此基础上对生存排放和奢侈排放做出一个合理的区分，我们要优先保护的是基本的生存排放权，而要限制的是对人的生存并非基本的奢侈排放权。

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理论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从民事司法裁判中进行多重维度的梳理后发现，我国基本权利条款存在三种效力模式，分别为“基本权利—公民义务”和影响合同效力型的直接裁判效力、运用民事概括条款的间接裁判效力、价值指引的非裁判效力。但总体上裁判逻辑混乱，原因在于，混淆公法与私法的界分前提、忽视基本权利条款的适用条件、缺乏合宪性解释方法。据此，应从法律条款的抽象...

疫情肆虐，公共健康和社会利益的考量高于个人的私益和自由，公民基本权利依法得受限制。但是，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有其界限，即必须遵从必要和成比例的原则，必须维护人权保障的本质内涵，不得违背国家所承担的不可克减的人权义务，必须遵从非歧视原则，不得对相关人员进行“污名化”对待，必须遵从法治原则，人权意识与法治思维须通贯于防疫大战的所有环节和全部工作。

基本权利体系的系统论视角的重建困难重重，绝非坦途，内部视角的重重困难与外部环境的种种质疑，对于更深入的研究而言或许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当下系统论法学的发展为基本权利与宪法教义学所提供的外部环境，同样是不可多得的机遇。我国基本权利研究领域已有诸多学者抓住了机遇，正在开辟全新的视角与研究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