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导致灾害频发，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产生深远影响。为了降低气候变化导致的不利影响、减少损失和损害，国际社会积极采取适应措施和风险管理方法，以提高应对能力和效果。适应、损失和损害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涉及气候风险管理的重要议题，2018年后各国政府聚焦于如何通过科学手段提高气候灾害风险治理水平，特别是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监测和评估水平，在与科学界紧...

“气候紧急状态（Climate Emergency）”一词的使用频率在2019年增加了100多倍，因此牛津字典将其选为年度词。该词使用频率的迅速增加，反映了全社会持续关注气候变化议题背后出现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本文从当前国际社会对于气候紧急状态的看法出发，提出要正确认识我国气候变化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更好地发挥气候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首先...

巴西是南美洲最大经济体，也是世界上森林碳汇最为丰富的国家。作为“基础四国”之一，巴西也曾积极参与到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建设当中，在推动《巴黎协定》的落实和实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巴西新一届政府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表现出消极的态度，这将严重不利于全球气候治理工作的部署和推进，也将严重制约其提升自身国际竞争力，阻碍其对发展与减排双赢路径的探索。

本章主要解决了什么是气候变化、伦理学为什么要讨论气候问题以及伦理学如何讨论气候问题三个问题。

本文围绕气候行动（SDG13）主题，评述了西方“参与式治理”理论对于推动公众参与自下而上气候行动的启发意义。同时，该章重点对中国自上而下应对气候行动实践进行了回顾，并将其归纳为“整体性治理”路径。这些治理创新实践有望为促进SDGs 落实提供可参考的创新路径。

2019年马德里气候大会未能达成预期，给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带来了挑战。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原定于2020年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属机构会议和格拉斯哥气候大会均被推迟到2021年，这进一步增添了不确定性。2020年全球气候治理的核心任务从完成《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谈判并推动各方落实在国际气候变化条约下的义务，转变为在全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疫后经济复苏的...

本文在分析全球气候治理的“法制化”历史演进历程的基础上着重剖析了《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主要内容，并归纳了实施细则的主要特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区别进一步弱化，对缔约方的约束性增强，自上而下的“硬法”较强回归。实施细则有望使《巴黎协定》的有关政策举措落到实处，但后巴黎时代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排放压力，全球气候治理制度建设现状与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要求...

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充分体现了国际社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意愿和决心。会议形成的《哥本哈根协议》坚持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基本框架，坚持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维护了巴厘路线图的双轨谈判进程，在长期目标、资金、技术转让、行动透明度等重大问题上达成了原则共识，为下一步的谈判凝聚了政治推动力。同时，《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