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改革拉开了中国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大幕。而贵州，是这一起跑线上最先的起跑者。关岭县顶云公社农民冒着“坐班房”“挨批斗”的风险，敢为人先，大胆搞起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冲破人民公社体制的壮举，与安徽小岗村的农民签下的生死状成为同一批自下而上的“农民的伟大创造”。而反映到高层，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同志的“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的农村改革道路选择，使贵州农村变革最早走上了改革鼎新之路。成为当时全国农村改革中，为数不多的全省上下一致、合力推进的省级实践平台之一。贵州的改革创新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奏响了序曲，中国的经济改革从农村开始突破了。30多年过去了，历史铭记着这一“最先吃螃蟹”的贵州农村改革探索的足迹。然而今天，当回过头来看贫困地区的减贫发展道路时，我们才猛然发现：也是在贵州，扶贫开发的伟大进军号，竟然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党中央和省委及研究者们的合力下，几乎与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进军号同时吹响的。而这一行动，是自上而下的党的行为，是社会主义制度能保障弱势人群发展需求、“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的本质体现。从80年代初期在贵州的理念形成、政策谋划的缘起，到80年代中期成为巨大行动的庄严出征，党建扶贫经历30余年的发展探索，逐渐形成今天由省、市州、县、乡镇、村“五级联动”的制度框架，为“十三五”扶贫攻坚走新路奠定了非常坚实的政治基础、组织基础和意识形态基础，彰显出减贫事业的中国经验的核心价值和根本动力所在。

孙兆霞:贵州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全国模范教师，贵州民族大学中国西部社会建设调查研究暨实验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社会学会农村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咨询专家，贵州省委决策智库专家。1984年至1988年，作为课题负责人之一，承接并完成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在贵州的发展研究课题，迄今从事贵州经济、社会、民族文化研究、农村发展研究30多年。主持、参与课题多项，出版多部专著（合著），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过多篇论文。主要研究领域：农村社会学、屯堡研究等。20世纪80年代曾参与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在贵州的研究活动。在陆学艺先生领导下，带领团队与王春光团队进行合作研究15年。从2010年起，带领团队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春光团队协同进行社会建设与反贫困研究。主要著作（合著）及论文：《社会建设与扶贫开发新模式的探求》《第四只眼》《贵州省党建扶贫的源起演进与历史贡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