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近代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与衰落的问题，学术界曾有过热烈的讨论，大致形成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近代以来直到民国时期，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完全处于破产状态；一种观点认为农业和农村经济有一定的发展。李金铮：《20年来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的新探索》，《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169—182页。在以往的讨论中，学术界关注的是经济较发达的“中心”地区，对欠发达的“边缘”地区则缺乏讨论。笔者以1935年至1945年国民政府对甘肃的农贷为中心，探讨“边缘”地区农业与农村经济问题，期冀对相关问题研究有所助益。

1935年5月，中国农民银行兰州支行建立后，国民政府的农贷政策开始惠及甘肃。抗战期间，按照国民政府的要求，四联总处在甘肃铺设金融网，建立银行分支机构、合作社和合作金库，为甘肃农贷的推行奠定了基础。关于国民政府的农贷问题，学术界已有比较多的研究，大体形成三种观点。一是对农贷基本持否定态度，有学者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推行农贷“不是为了培植农村经济，而是为了宣泄垄断金融资本的过剩资金”；姚会元：《国民党政府“改进农村金融”的措施与结局》，《江汉论坛》1987年第3期，第67页。农贷不但没有消除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作用，反而“助长了农村高利贷与商业投机的作用”，为“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农村封建势力开辟了剥削中国农民的新途径”；韩德章、詹玉荣：《民国时期新式农业金融》，《中国农史》1989年第3期，第82页。新式农贷在地方豪绅的把持下，“异化成集团高利贷的基金，成为掠夺农民的新手段了”。侯德础：《中国合作运动的缘起与初试》，《档案史料与研究》1995年第2期，第62页。二是有贬有褒，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