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长期以来，项目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管理中一种极为独特的现象。财政转移支付多以项目的方式进行，地方政府若拿不到项目则无法弥补财政缺口，无法履行管理和公共事务职能，甚至本以市场经营和竞争为生的众多企业也多通过申请各级政府的专项资金项目来提高自己的收益率。因此项目不仅是一种体制，也是一种能够使体制积极运转起来的机制；同时，它更是一种思维模式，决定着国家、社会集团乃至具体的个人如何构建决策和行动的战略和策略。^［1］大型工程项目也是如此。作为投资大、参与主体多、建设周期长、影响面广、风险高的工程，大型工程项目不仅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也蕴含着巨大的风险源。稍有不慎，则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和暴力冲突事件，成为社会稳定风险的重要导火索。因此对大型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化解的研究具有极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内学界对大型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化解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①风险社会及其预警的视角，认为风险社会是当今的时代特征，应从基本动因、助燃剂、导火线三个方面构建社会稳定预警系统^［2］，实现专题、综合两个层次的大型工程项目风险预警联动^［3］。②公众风险认知的视角，认为公众对风险的认知、理解、行为与社会稳定密切相关，政府应该关注关键节点^［4］，舒缓公众焦虑^［5］，帮助公众建立合理的社会预期^［6］，区别对待公众的自保、传播和对抗行为^［7］。③公众参与和协商民主的视角，认为“邻避”效应下专家共同体主导大型工程技术参数和边界条件的做法无法满足公众的参与需求^［8］，公众参与意愿与大型工程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显著相关，因此应根据公众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自我效能感和控制力建立长效参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