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性：视角与操作性

1.从波兰尼到格拉诺维特

20世纪50年代，当主流经济学醉心于以“竞争-均衡”为核心的精巧理论模型研究，而将制度内容置于脑后时，有制度头脑的经济学家，通常要通过对这些模型的再研究来揭示它们隐含的制度假定。这种制度假定的被揭示，并不一定意味着模型的建构者们当初已有明确的制度设定意识。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发表了他的论文《作为制度过程的经济》。这是他继1944年出版了《大转型》以后的又一力作。他在这篇论文中指出，“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将非经济的制度包含在内是极其重要的。对经济的结构和运行而言，宗教和政府可能像货币制度或减轻劳动强度的工具与机器的效力一样重要”（Polanyi，1957/1971）。在这里，波兰尼不仅提醒经济学家重视制度的重要性，而且将政府和宗教作为降低成本的机制并将其与货币、工具和机器类比，其思路隐约与后来兴起的以交易成本为核心概念的新制度经济学相契合。这一思路与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提出的以国家、产权、意识形态为基石的理论之间有着更浓的联系色彩（诺思，1991）。诺思是对卡尔·波兰尼的工作给予重视的一位经济学家。他认为，对于历史上存在的多种多样的组织形式进行研究一直是历史学的一个主题，但是大多数研究缺乏分析意义，而波兰尼的研究则是例外（North，1977）。他在评论《大转型》一书时指出，波兰尼在描述“无管制市场”的分裂效应、强调国家缔造非人格市场、说明降低交易费用的非市场配置方式时，虽然分析含糊不清，但其基本感觉为理论的重建提供了一种思路。当然，诺思也指出，波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