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群行为参与分为参与意愿和参与行动两个阶段，将集群行为参与一个维度扩展为意愿产生和行动实施两阶段，分阶段进行农民工集群行为影响因素和影响路径分析，可以更加细致地探索农民工集群行为发生的深层次动机，从而从根源上解决农民工的集群行为。本章探讨农民工集群行为第一阶段——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和影响路径。集群行为的参与意愿是已有参与意向，但还未落实的集群行为潜在势能。在第三章的总体框架指导下，构建农民工集群行为参与意愿的分析框架；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宏观制度结构因素和微观意识因素对农民工集群行为参与意愿的影响作用，以及共同作用的路径关系。利用2013年深圳市坪山新区和2015年河南省叶县农民工调查数据，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和基于Bootstrapping中介效应检验的结构方程模型开展研究。

第一节 农民工集群行为参与意愿的解释框架

理论框架

农民工集群行为参与意愿影响因素分为宏观制度结构要素和微观意识要素两类。制度结构要素包括政治机会和社会控制，对农民工集群行为参与意愿产生不同影响。城镇化变迁过程产生的正式和非正式利益表达渠道为农民工集群行为提供了政治机会，促进了农民工产生集群行为参与意愿。正式表达渠道的不断完善，赋予了公民更多话语权，尤其是底层弱势群体的话语权明显扩大。这使得原本无法表达利益诉求的农民工突然有了影响政治体制的能力，促使其产生集群行为参与意愿。同时，诸如新闻媒体和网络等非正式表达渠道随着科技发展不断普及，不仅为农民工权益维护和利益表达提供了平台，还通过其媒体宣传功能增强了农民工的维权意识，促进了集群行为参与意愿的产生。流入地社会控制要素抑制农民工集群行为参与意愿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