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普遍认为欧洲福利国家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间，自信且持续发展扩大；第二，20世纪后期，支撑福利国家的假定和设想日益受到挑战；第三，20世纪末21世纪初，一个走向新福利国家解决方案的趋势。第二阶段的特征是：政府在关键经济要素中的权威地位下降，使得对福利国家服务提供资金更加困难，而这种供应的需求却不断增长。第三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观念的转变：从认为政府能够控制经济要素到认为其角色更应该是在日益国际化的市场中增强国家竞争力；从认为国家是消极被动地供给，到认为它应该旨在寻求提高公民的自主积极性和责任感，动员他们参与有偿工作。

这些转变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欧洲和东亚福利国家之间的比较。后者经常被形容为独特的“发展的”或是“生产主义的”（Goodman and White，1998；Gough，2001；Holliday，2000；Kwon，2005）。西方福利国家本身就起源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对“生产主义”的关心，特别是关于自由劳动力市场的有效运作、工业劳动力的素质以及在帝国主义列强斗争中被招募进武装部队的新兵（Briggs，1961；Rimlinger，1971）。新近出现的解决方案再次强调了福利国家制度对实现经济目标的贡献。这一次，重点在于社会投资，而不在于管理劳动力市场无法吸收人员的《济贫法》的法规。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讨论欧洲福利国家的发展，新近面临的挑战以及新的解决方案的出现；第二，分析支持改革的社会、经济观点；第三，回溯在不同国家背景中正在实行的运用社会投资原理的不同方法；第四，对社会投资策略的价值和多样性以及它们对东亚环境的适用性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