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西方社会抗争理论中，抗争者行动方式和话语表达融入了对外部环境的独特理解。在观念和认知层面，行动者内在观念的形成很难脱离生活阅历与现实社会的渗透；在行动策略的选择上，他们所使用的话语“依赖于具体的斗争情境与权力关系”（程秀英，2012），需要从所掌握的“话语工具箱”中寻找使其诉求获得认同和接纳的表达符号。在当代中国的具体情境下，基层民众的利益表达过程并非单纯的情绪释放，在很大程度上同样受制于外部的制度设定。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的具体制度与政策导向被许多行动者充分察觉并加以利用，促使他们在叙述表达中融入较多行动技巧与策略考量，使其行动更具功利性和目标指向的特征。具体到基层社会抗争的研究领域，抗争者的话语表达被赋予了较多关注，出现了“依法抗争”、“以法抗争”，以及“以身抗争”、“以死抗争”、“以舆抗争”与“悲情抗争”等众多解释概念（翁定军，2005：112～136；徐昕，2008：255～305）。一些研究发现，在我国乡村许多维权事件中，许多农民善于运用法律、文件和中央政策作为其诉求的合法性依据，在话语表达中体现出对中央政策的尊重与对上级行政权力的依赖，将自身所遭遇的不公正归咎于基层政府的腐败与不作为。这种行动策略的选择避免以直接、公开的方式对抗政府权威，而是通过构建“作为武器的弱势身份”争取道义与舆论方面的优势，从而获得制衡基层行政权力的话语力量（吴毅，2007：24～48）。总体而言，无论是诉求明确的集体抗议，还是运用“弱者武器”的日常抵抗，都表明行动者能有意识地利用法律、政策等制度结构所提供的“政治机会”（political opportunity），展现出强烈的策略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