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制定和执行了错误的政策，当然会伤害农民，从而导致今天的三农问题。但我们不该因此忘记另一个更加根本的原因：当我们的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转型的时候，必然会出现农民问题。农业的产业性质决定其经济总量受消费农产品的总人口制约，而制造业经济总量却可以无限增长，在工业化开始后农业的经济地位必然下降，因此就有了农业问题；又由于农民是具体的、居住在乡村的、有一定社会属性的人，所以农业人口的非农化绝不像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那么简单，即使西方先工业化国家三次产业间产值结构变化和就业结构也相当的不同步，这种不同步必然带来农民问题；同时，由于乡村人口密度必然大大小于城市，受市场条件限制其非农产业必然落后于城市，也就必然带来农村发展问题。这些简单的分析至少告诉我们，三农问题是转型期的必然，错误政策只是执政者的偶然，研究者的视角应该更多地放在那个必然的“客观历史过程”上。如果我们希望在解决三农问题时更积极一些、更有效一些，也必须先研究那些在市场中“理性化”了的必然性，然后制定相应的政策对其进行调节。

然而，目前国内外几乎所有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都有一个明确的政策归因：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为推行国家的工业化，通过制定一系列政策而伤害了农民、农业和农村。在这样的思维定式下，把三农问题归因为工业化政策几乎成了区分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分水岭。这样的惯性思维对于政策研究非常有害，似乎只要我们的政策不伤害农民就等于在帮助农民。毫无疑问，三农问题到今天发展成为阻碍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重大社会问题，确实可以归结为政策失误，但真正的失误不在于我们执行了多少伤害农民的政策，而在于我们没制定多少帮助农民的政策。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