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在中国农村地区，村舍、邻里、亲戚间长期存在合作的关系，相互帮工借物，在作物品种、生产技术上互通有无，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户劳动力、劳动工具和生产物资缺乏、农业信息渠道闭塞的问题，有力地保证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在很多社区还形成了村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管理的乡规民约，保证了基础灌溉等公共设施的可持续利用，成为农村社区农业生产发展的有力保障。

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家推动的合作化运动逐歩发展为人民公社化制度，农村实施政社合一高度统一的管理体制。农户不再是农业生产的主体，农业生产的主体被纳入计划之中，由生产队统一安排管理，农业生产中农户间的合作行为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刘庆昊，1995；董国强，1996）。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农村实施了体制改革，单个农户重新成为农业生产的主体单位。在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村劳动力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收入。到了90年代中期这种以单个小农户为主体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的弊端逐渐显现，农户经营分散，信息沟通难，农户决策表现出较强的趋同性，各自为战的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小，缺乏吸纳先进科技成果的动力，融资能力弱，不利于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齐玮，2003）。

学者们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针对单个农户分散经营存在的弊端，提出发展新型的农业合作化组织。在新的农业合作中公认的基本原则是：必须强调产权的明确，强调自愿互利的原则，强调从农民的利益出发，把农业合作变成农民自己的经济联合组织（谭向勇、谷树忠，1994）。

刘奇、刘见军（2005）认为，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绝大多数是在政府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