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没有人否认中国的环境恶化与其制度缺陷的密切关系。这种缺陷在既有的研究中已受到较多关注，笔者将其归纳为如下两点。第一，在国家和政府层面，发展主义信仰和谋求合法性的需要，使得各级政府普遍追求经济优先的发展战略，对环境的顾虑非常有限；第二，在企业和个人层面，利润至上的动机导致污染物肆意排放，“政经一体化”权力结构不仅对排污行为监控无力，而且表现出明显的“污染保护”，结果造成法律的实施效果有限（张玉林，2007）。

不过，在投资和贸易自由化推动的全球化时代，难以撇开国际间的相互影响而孤立地谈论一国的环境问题。特别是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深度卷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以来，中国与外部世界在环境领域的直接和间接的相互影响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就此而言，中国环境的恶化也是其参与国际分工的结果，背负着发达国家“大量消费”的资源环境代价。另一方面，如同污染物的越境飘散和资源大量进口所显示的那样，中国环境问题的“国际化”及其对相关国家的负面影响也客观存在。

关于这种相互的和综合的影响，国内环境经济学领域近期主要运用计量方法开展了研究。本文则主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中国所受到的负面影响予以考察，并力图揭示制度选择如何加剧了它所承受的资源环境压力，进而归纳出中国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具有的某种自我损害的特征。相关的考察和分析展开如次。首先，充分吸收和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中国这一新的世界工厂所承受的“额外”的资源环境压力进行总体性概括。在此基础上，围绕三个能够代表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的象征性产业，即稀土的开采和冶炼、太阳电池的生产，以及废弃物进口的环境后果进行考察。最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悖论及其历史意蕴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