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研究问题是：撒切尔政府养老金改革的全貌和细节是什么，为什么那样改？撒切尔政府之后的历届政府养老金改革的内容，与撒切尔改革是一脉相承还是改弦易辙？撒切尔政府至特蕾莎·梅政府养老金改革的结果如何？要想解答上述问题，本书需要基于多学科的视角，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着手，建立解释养老金制度变迁动力以及养老金制度评估的分析路径。这些工作需要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进行。

在已有文献中，直接对英国撒切尔政府至特蕾莎·梅政府养老金制度变迁进行研究的几乎没有，可供参考和借鉴的文献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对福利紧缩（Welfare Retrenchment）的研究。福利紧缩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具有普遍性的变动趋势，表现出与福利扩张相反的特征。这一时期也被称为福利国家的“紧缩时代”（era of austerity）。福利紧缩也是福利体制、福利国家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有着较丰富的文献。英国撒切尔政府在福利领域实施的改革正是这一时代背景下福利紧缩改革的典型代表，撒切尔政府对养老、住房、教育、医疗等多个福利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深刻地改变了英国福利制度，强化了制度的“剩余模式”特征，养老金改革是英国福利紧缩改革中的重要一环。因此，对福利紧缩原因以及紧缩机制的研究对于理解撒切尔政府养老金改革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另一方面是对英国养老金私有化改革的研究。根据前文论述，撒切尔政府对养老金的改革在本质上就是私有化改革。养老金私有化改革是本书研究的“暗线”，与时间线索这条“明线”相对照，两者相辅相成。一般来说，养老金私有化的实践和研究普遍兴起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世界银行1994年发布《防止老龄危机：保护老年人及促进增长的政策》的报告之后。研究者对私有化的态度可以分为针锋相对的两派，争论的焦点在于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在应对老龄危机时孰优孰劣。支持养老金私有化的一派认为，现收现付制不能应对老龄危机的挑战，还会对储蓄、就业、一国经济发展起到负面作用。相反地，基金积累制将养老金权益和个人缴费紧密联系，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必然选择，此外，基金积累制还能增加储蓄、鼓励延迟退休、促进资本市场发展进而促进一国经济发展。反对养老金私有化的一派认为，从理论上看，养老金制度的本质不是收入的横向或者纵向转移支付，而是资源从在职人口向退休人口的转移，即货币所能购买的商品和服务。因此，如果经济增长是强有力的，就可以生产出足够的资源应对老龄危机。此外，现收现付制是否一定会挤出储蓄、对劳动力市场有负激励也是不确定的。基金积累制虽然有助于资本市场的发展，但同时也加大了个人的风险。本书的研究重点不是在理论上探讨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的优劣，而是以英国为案例对其养老金私有化改革的历程和结果进行研究。因此，这一方面的文献研究以对养老金私有化一般研究和对英国养老金私有化研究为重点。

王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保障专业博士，在校期间赴英国南安普顿大学联合培养一年。现任职于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养老保障理论与政策、社会保障国际比较。参与国家社科基金、人社部、卫生部、国家发改委、保监会课题9 项，主持北京社科基金1 项。发表期刊论文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