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市场与社会（同样在政府、企业与公民）的关系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模式。在计划经济时代，只看到国家（政府）的存在，没有市场（企业）和社会（公民）的位置。国家与社会同构，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类似于“父子”关系，政府对市民的服务体现为一种“父爱精神”。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首先解决了市场（企业）身份的问题，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这其中蕴涵的理论，被称之为“政府失灵论”或“市场有效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人们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需要满足更高层次的需求；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社会的分化，出现了各种需要救助的困难群体。这些问题，市场本身解决不了（许多问题就是由市场造成的），政府的能力又极其有限，或者说，政府即使有能力，出于公平原则，不同群体的个性化需求也不可能都得到满足。这里就需要通过两条途径来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扩大政府的能力，提高它对于最困难群体的救助水平，另一方面，需要有“第三部门”（机构和组织）来弥补政府和市场“不到位”（失灵）的地方。这样“非政府非赢利组织”应运而生，一个公民性的社会出现了，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方式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治理和善治”的问题也随之而生，这些都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了条件。本文将分三个部分分析讨论在公民社会兴起背景下，上海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变与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公民社会的兴起与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全球与中国

一般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善治的理论与实践之所以能够得以产生和发展，其现实原因之一就是公民社会或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的日益壮大。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市场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是各种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